“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新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又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现当代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多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的传入阻碍或者阻断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并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1] 这里的“结合”是指“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结合起来，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任务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就是其中之一。深刻认识“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拓展“两个结合”的研究视域，深化对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必然性的认识，驳斥现当代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也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 的理解，增强在“两个结合”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文化主体性在近代的动摇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在肯定“两个结合”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文化主体性曾经动摇过，否则就不需要巩固。因此，要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论断，首先要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的科学内涵，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动摇的历程进行回顾，这也是在“两个结合”中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需要。

主体性是主体相对于客体才有的意识，文化的主体是人，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文化意识，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独立性。表现为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能够做到“依自不依他”，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华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的文化矛盾。进入全球化以来，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交流日益加强，每个民族都有“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费孝通思想的一贯主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 二是主导性。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处理中华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的文化矛盾时，能够取得主导地位，有意愿和能力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三是自为性。表现为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创造新文化。冯契认为，“自在”和“自为”是精神主体两个发展阶段的表征。在“自在”阶段，精神主体的意识活动具有自发性；而在“自为”阶段，精神主体的意识活动达到了自觉。精神主体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就“是主体从现实取得理想、把理想化为现实的过程”。[4]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强，还突出表现为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中不仅既没有自卑也没有自负，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而且能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实现文化自强，从而不仅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出现代文化，而且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并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中华文化主体性所表现出的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三个特征是密切相关又依次递进的，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命题紧密相关但又不能简单一一对应。其中，独立性是前提，主导性是关键，自为性是目的。

中华文化独立起源、融合而成，本没有主体性动摇的问题，甚至没有主体性的问题。例如，中国的甲骨文目前没有显示出受到任何其他民族古老文字的影响。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广泛交往，但“东西方两极分化的人类精神基础在西方、印度、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地区产生了”。[5] 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关系。”[6]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文化也曾同外来文化进行过交往交流，但外来文化未曾动摇过中华文化主体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华文化主体性一度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时期佛教学者僧肇虽然喜好老庄，但认为和佛教比较起来：“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高僧传·僧肇传》）名僧慧远在听道安讲《般若经》后，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慧远传》）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没有完全迷失反而被激活和强化。到了宋明时期，朱熹、王阳明等儒家学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批判佛教之虚妄，汲取佛教之精华，形成宋明理学，佛教也通过同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而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一。

但近代以来，中国固有文化无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也不能满足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从此失去了传承的制度保障。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关于这一过程，严复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英文汉诂〉卮言》）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近代中国历史分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时期，他指出，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则“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7]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贺麟也承认：“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8] 这里所说的“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动摇的重要表现。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发生动摇的同时，开始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进程。胡适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9] 死心塌地去学人家。陈序经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化等同于世界化，明确提出“全盘西化”，他讲：“简单的说，西洋的文化，是现代世界的文化。”[10]

但“全盘西化”和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样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也一样不能满足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西方文化的不足，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又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科学理论日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发生动摇之时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的，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未曾断绝。正是中华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也作为推动文化变革的指导思想，而这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说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11]

二、“两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根本途径

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2] 在这里，毛泽东说的是“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而不是“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而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志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提出之时就不仅包含着“两个结合”之意，也包含着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也是对文化主体性从动摇到巩固的生动描绘。“两个结合”是一种理论、一种实践，还是一种方法，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14] 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

（一）“两个结合”传承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精神

文化主体性首先是独立性，突出体现为独立自主精神。中华民族本来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在面对困难时一般不依靠什么外在超然力量，而是相信只要自强不息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传》）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讲：“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能实现独立，精神上不能实现自主，独立自主精神发生动摇。

但独立自主精神并没有断绝，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被激活和强化，成为提出和推进“两个结合”的强大精神力量，并经由“两个结合”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实现了传承和发展。如同“全盘西化”没有文化主体性意识一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也同样没有文化主体性意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意识的一种体现。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大声疾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独立自主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领导中国革命需要走自己的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同样需要走自己的路，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独立自主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并且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5]

“两个结合”对独立自主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启示我们，推进“两个结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民族精神。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民族精神的绵延不断上。弘扬中国精神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需要，也是推进“两个结合”的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融有中国精神，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通常地说，“中华文化”包含“中国精神”，但把“中国精神”从“中华文化”中独立出来，无疑有利于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二）“两个结合”坚定了文化自信

文化主体性的第二个方面是主导性，突出体现为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强大精神力量，突出体现为“两个结合”为文化自信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两个结合”化解了古今之争。“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16]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了动摇。从文化的时代性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转型，既要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又要对其中的精华进行继承，因为文化总有其连续性，任何现代性都不可能与传统脱节。（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现代性学说，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前现代”文化具有相似性，这也是两种文化可以实现结合的重要原因。经由“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从而化解了近代以来的古今之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两个结合”的结果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7]

其次，“两个结合”解决了中西之争。既然马克思主义可以经由“两个结合”而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然可以也应该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但既然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实现“两个结合”，对待其他一切外来优秀文化当然也不能例外，从而为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反对“全盘西化”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也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这也充分证明“两个结合”作为科学思想方法的开放性和彻底性。同样，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来说，我们需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但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根据“两个结合”的方法和精神进行取舍，特别要批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近代中国自被迫进入全球化以来，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是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整体性、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化激进主义者从文化的时代性出发，把西方文化视为新文化，把中国文化视为旧文化，这样就把文化上一些原本属于中西差异的问题转化为古今差异的问题，从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进而提出“西化”或“全盘西化”等主张。与之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文化的民族性出发，把文化上一些原本属于古今差异的问题转化为中西差异的问题，否定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必要，进而提出文化本位主义或者文化复古主义等主张。毛泽东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坚持“古今中外法”，这一方法也同样适合于文化研究。“两个结合”成功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论依据，对于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既想实现现代化又想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两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文化主体性的第三个特征是自为性，突出体现为创造新文化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传时还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而存在，那么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早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2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同样如此。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主体性说到底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中华文化而不可能是外来文化。唯有如此，才能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共产党没有割断历史，中华文化延续5000年而不断，只是延续5000年中华文化血脉的主要是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视为外来文化，则陷入了“‘来自西方的东西就是属于西方的东西’的认识误区”。[21]

强调“两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有力驳斥了现当代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也就随之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与重视文化主体性有关，“中华民族十分重视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甚至认为道统高于政统”。今天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拒不承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属于“中华文化”，而仍然认为是“外族文化”，由此提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阻碍或者阻断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其重要目的也正是为了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例如，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古更化’，纠正中国近百年来治国理念的歧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即‘周孔之教’中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历史文化合法性。”[22] 肯定“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回应了现当代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关切，驳斥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也就随之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这是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也是新时代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是对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反映。“两个结合”不仅在于指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中国发生伟大变革，既涤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也积累了巩固文化主体性所需要的深厚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被外族任意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了。”[23]

三、在“两个结合”中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几点思考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是培育文化主体意识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努力。在全球文化交往交流日益加强的背景下，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仅关系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关系到“四个自信”的坚定，还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此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巩固文化主体性，而且要筑牢文化主体性。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如何在“两个结合”中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一是历史地整体地认识中华文化的主体。现当代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上并没有分歧，在反对“全盘西化”瓦解中华文化主体性上也没有分歧，分歧在于对中华文化的主体认识不同。首先，要对中华文化的主体进行历史地认识。中华文化的主体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佛教实现中国化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一样，通过“两个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次，要对中华文化的主体进行整体地认识。“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也说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不过在“多元一体”的文化谱系中，常常有一种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以前长期是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今天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文化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这一点来说，佛教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有所不同。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元”，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即使在佛教最为兴盛的唐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还是儒家经典而不是佛教经典，即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而不是佛教。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在实践上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使今天任何人想“独尊儒术”已不可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还是中华文化谱系中的重要“一元”，但已经只居于辅助地位，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此外，中华文化谱系中还有革命文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用“中华文化”这一概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贯通起来，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

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4] 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任务，也是在“两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疏通中华文脉。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集中体现于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群众观等方面，可以从实践观同“知行合一”的知行观、对立统一规律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矛盾学说、世界历史理论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群众史观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等方面推进贯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认同很重要的是价值观认同，这也是把“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独立出来的重要原因。也正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5]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可以分为核心思想、重要观点和民族精神三个既并列又不断深化延展的层面。在核心思想层面，可以推进共同体思想同“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融通。在重要观念层面，可以推进重视历史规律同“自强不息”的自强观念、重视理想信念同“修身为本”的修身观念融通。在民族精神层面，可以推进国际主义精神同“胸怀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融通。“贯通”强调的是“同”，但“同”中有“异”；“融通”强调的是“异”，但“异”中有同。“贯通”和“融通”的主语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中间用的是顿号而不是逗号，所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问题，二者缺一不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一重要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而这一重要任务的完成又必将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三是要把“两个结合”结合起来。在原来的“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中，“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在实践中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因此容易受到忽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日益深入，必然更多涉及思想文化层面。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必要把包含于“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出来，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第二个结合”于是从原来的“一个结合”中分化派生出来，形成“两个结合”的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结合”是“两个结合”，而不是“一个结合”，当前尤其不能因为重视了“第二个结合”而忽视了“第一个结合”，而应该把“两个结合”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两个结合”结合起来，才能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也才能巩固文化主体性。首先，“第一个结合”奠定了巩固文化主体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文化主体性之所以发生动摇，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也是“文明蒙尘”的一种体现。“‘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信，而自信的底气来自“第一个结合”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实践问题的解决。此外，“第一个结合”还为“第二个结合”提供明确的实践指向，否则“第二个结合”容易成为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其次，“第二个结合”化解了巩固文化主体性所必须解决的文化矛盾。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一个结合”的不断推进，必然深入到文化层面，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提出并强调“两个结合”的重要时代背景。此外，“第二个结合”对近代以来文化矛盾的解决，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第一个结合”所取得的物质基础，也进一步激发了推进“第一个结合”的精神动力。

总之，中华文化主体性突出表现为独立性、主导性和自为性，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发生动摇的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未断绝。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作者和实践推动者在遇到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挑战时，容易失去定力和勇气，也不可能真正有“四个自信”。“两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根本途径，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提出和推进“两个结合”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两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互推共进。（选稿：龙若兰责任编辑：薛来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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