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导向。自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以来，实现国家发展的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然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尝到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甜头”，纷纷争当“日不落帝国”；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尝尽“苦头”，希望早日强大，脱离殖民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确指导，在衡量、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不断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基因，以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将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更好实现。

一、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因。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唯一没有断裂过的文明，中华文明曾长期引领世界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卓越贡献。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真正决定一个民族存在价值的东西不是人种，不是肤色，不是地缘，不是财富，也不是强权，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没落，从本质上说是民族文化的没落；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也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复兴。[1]（P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整体性格和价值取向的“根”和“魂”，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蕴含了丰富的现代化发展基因。具体而言，这些能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基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基因，即全面整体的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是指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即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中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始终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例如，在古人眼中，“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一个“世界”。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中华文明全面、发展、联系地想问题、做事情的辩证思维。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由是始终沿着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发展主线来行进。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而非强制追求“清一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辩证地提出独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国家治理方略提供了思想滋养。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同一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思想时有闪现，如“阴阳之道”的思想、合和思想等。其中，合和思想尤其表现在“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的思想中。藉由这一思想，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实践中建立起了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包含了系统的现实社会治理的智慧和制度。例如，“礼治秩序”中，就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这些思想为现在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精神的基因，即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中华文明在历经磨难中塑造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品格。《周易》中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人格理想。无独有偶，孔子提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倡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践行“制天命而用之”、墨子推崇“非命”“尚力”等无不体现了这种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这种以自强不息为主要意蕴的品格标准深刻影响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2]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中华儿女具备了这种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动力。

三是性格的基因，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3]（P105-106）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人心和善、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爱己及人等中华文明传颂至今；千百年来，儒、道、佛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大地上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几千年的包容品格耳濡目染，“为他人着想”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四是创新的基因，即锐意改革的发展创新。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不竭动力。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发展史上，革新、创新始终是其前进的不竭动力。商汤的浴盘上镌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铭辞、《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论述都说明了革新、创新等的重要性。此外，宋儒程颐解“亲民”为“新民”，认为培养和教育被教育者做新的人民，是大学的目标和责任。可见，日新月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人化过程。而《易传·系辞上》更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角度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把人的存在和发展高度概括为“富有”“日新”和“生生”，认为“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的思想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鲜有的。《易传·系辞上》中“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中实际上也就暗含了现代化语境中如何寻求现代化前进动力的思想。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现代化发展基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完成的。具体而言：全面整体看问题的辩证思维是核心、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是基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是灵魂、锐意改革的发展创新是精髓，四者协同作用、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产生基础是封建君主专制，实质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一方面，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封建因素严重制约现代化活力的释放；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人治”色彩浓厚，执行和实施偶然因素高，如遇到“贤能明君”，辩证、斗争、包容、创新等现代化发展基因能够得到好的重视和施行，社会发展迅速，反之则大大压制其成长。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又必须对其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扬弃与超越。

二、在扬弃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的发展看，西方现代化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开启的：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指导了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现代化发轫。西方现代化之初，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在使人超脱虚幻神圣世界、挣脱教会集权统治、摆脱家长专断权威、解脱等级森严封建束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人文精神得到了全面的复兴，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张扬和恢复。于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P36）。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的先进成果，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等。

然而，这种吸收并不是全盘接纳，来者不拒，而应该是在批判的基础上，以审慎的态度去吸收。这是因为，以古西方哲学、神话为主要理论来源的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难以掩盖其理论上“先天不足”，其背后真正为西方现代性奠定基础、制定方向的是资本逻辑。随着资本逐利本性的野蛮释放，西方现代性逐渐与其愿景发生背离，暴露出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西方社会的理想化，导致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指向征服、扩张、过度泛滥的工具理性不断增长，而启蒙者旨在建立所谓自由、民主、科学、公正的价值理性日益消亡。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目标越来越局限于功利追逐和物质享受，精神则愈来愈匮乏，由此导致人日益严重的物化。也正是因为此，西方现代化便表现为资本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膨胀的、对外扩张的现代化。二是自由主义思想泛滥。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层面上看，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不断膨胀，泛滥成灾，并引发社会生活的道德沦丧、国家权力的日益衰微等一系列问题。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市场式民主”应运而生，削弱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凝聚力，导致社会生活各领域功利化、个人本位倾向日益严重。而国际层面，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价值观念导致全球治理失衡、失效，西方发达国家依托经济上赚取“剪刀差”、政治上掠夺剥削，攫取、压榨全球资源，甚至为满足自身利益，不惜掀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三是悲观主义文明论蔓延。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疯狂扩张，世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恐怖主义猖獗、环境恶化、局部战争不断等社会危机丛生。而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得资本主义文化不断向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歪曲的价值观念——“幸福生活”就是占有财产和扩大消费。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荒芜，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民粹主义等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危机。面对这种状况，西方社会对此无所适从，毫无章法，卢梭、斯宾格勒、法兰克福学派等悲观主义文明论收获了许多簇拥者，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日益蔓延。悲观文明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影响着现实世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公然向全世界宣称“美国优先”、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竞选时提出“必要时将按下核按钮”等言论加剧了世界的恐慌和动荡。

历史和现实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开创了全球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其理论来源的局限性、资本扩张野蛮性，日益暴露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通过这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相反的，这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只会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史积累的文化养分，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三、在发展中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无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发展基因，还是西方现代化的强势推进，都没有转化为理想的社会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座“富矿”，矿并不直接就是金子，要获得金子就得去挖矿和冶炼。[5]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汲取和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基因，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第一，价值目标上的超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描述道，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6]（P185）。共产主义理想蕴含了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辩证基因、对人自我异化积极扬弃的包容基因、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矛盾真正解决的斗争基因、人向自身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创新基因……这些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经历了种种失败的探索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美好生活的理论武器。其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目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辩证、全面、自强、包容、创新等思想高度融合、形成共鸣，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也在价值目标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你输我赢、赢者通吃资本逻辑的超越。

第二，践行模式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践行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文化、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物欲膨胀、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自强不息超越你争我夺、海纳百川超越国强必霸、改革创新超越故步自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践行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被迫卷入“世界历史”走向引领、匡正“世界历史”之路，回答了“李大钊之问”，以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

第三，发展逻辑上的超越。“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7]中国式现代化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进程，只是一个进行时，远远没有达到完成时。未来的发展，依然要深入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发展基因：一是用辩证、全面发展的观点统筹我国国力、世界形势、全球治理、疫情防控等各种问题，打好先手牌，下好先手棋，始终保持“任尔东南西北风”的战略定力；二是继续发扬自强不息，敢于斗争的精神，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和关系到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原则性问题，要做好充分准备，敢于亮剑，敢于斗争，不断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勇精神；三是以世界眼光、天下情怀，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内涵，不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赢局面；四是加快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历来主张文明没有优劣之分，但在文明交往互鉴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把储存在中华民族体内的文化“势能”挖掘出来，并转化为世界思维听得懂、说得清、能理解的方式传递出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锲而不舍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发展基因，矢志不渝地坚持在价值目标、践行模式、发展逻辑上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转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学斌.文化的力量[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23日）[N].人民日报，2020-10-24（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冯刚，鲁力.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下[J].群言，2005，（2）.

作者：刘孟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吕丹，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文章选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