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架构出的数字化世界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技术驱动下的社会需求对教育本身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谁培养人、谁来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之问，成为当今中国教育领域的最重要话题。承担铸魂育人、立德树人重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驱动下同样面临人才培养的目标厘定、内容供给和模式建构的升级迭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这一论断不仅为我们思考在技术驱动下思政教育创新发展本身的维度统合提供了指导，也为我们探究大数据技术如何有效融入思政教育过程、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奠定了理论之基。

一、技术驱动思政教育改革的工具理性彰显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技术发展史，也是一部与技术密切关联的教育演化史。从原始社会传授生存技艺的直观教育，到古代社会依据经验科学的综合教育和近代社会借助分类科学的专门教育，再到当前依托系统科学的全面教育[2]，这一变迁过程充分证明了:教育推动着技术的继承和传播，技术促进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技术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深刻改变着教育形态的各个方面[3]。高等教育的嬗变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也在这种变革的大潮中不断革故鼎新，只有迎接技术挑战，抓住机遇，方能科学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技术驱动为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提升“码力”的同时，也使得思政教育变革的工具理性意蕴得以化生。

1.技术驱动思政教育场景演化

场景一词原本是戏剧和影视用语，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内因一定的行为或者人物关系构成的具体画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场景崭新的元素，更加注重场景的体验性、连接性、交互性、多维性。这一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需要场景的内容充实与系统性支持。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建构的网络场景，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场景化学习提供了重要平台。当前阶段，网络场景承载了教育空间的转变、负载了教学内容的扩展、装载了技术的升级迭代以及施教者和受教者的互动交流。这种场景演化，使传统思政教育教学活动呈现崭新境况。

一是以云端一体化为依托的场景化学习空间。与传统的场景化学习相比，云空间的资源提供和展示更具有智能化的特性。这种通过互联网传播、基于分布式处理与并行处理以及网格计算的分布式计算集成平台，实现了超远距学习、资源共享、泛在处理等多项功能。信息数据的跨境传输更加流畅便捷，时间缩短、空间扩展、互动方便，极大促进了教育的公正性、平等性和民主性，也强化了受教者的个性化学习。诸如各种集体备课中心平台、智慧教育云平台以及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为思政教育教学目标的具象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性支撑。

二是虚拟化的场景化学习空间。在技术的驱动下，各种同步课堂、网络直播间、虚拟仿真实验室、慕课群、校园BBS等多样化的场景化学习空间纷纷实现。这类空间一方面能够满足不同受教者的学习需求，扩展知识结构、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其中以“学堂在线”为代表的场景化学习新空间，借助5000多门课程和各种沉浸式场景，为受教者们提供了极大的学习便利，强化了受教者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多种虚拟现实性场景、现实增强性场景造就的学习空间，开启了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教与学、教与悟的通道，增强了施教者和受教者临场感、在场感。

三是移动媒体构建的场景化学习空间。技术的发展完成了主体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间的捆绑，链通了人与技术、人与机器、人与技能，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这种借助智能设备转换的新型流动场景，将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推至一个更为广阔的流动性空间中。荧屏、弹幕、弹窗、表情包等标识符码的迭代性界面更是层出不穷，使得思政教育更加多样，更好地实现了教育活动的效率与效能。场景的本质已经不再简单是微观层面上完成信息适配以及为受众提供服务的话题，而是在宏观层面上成为重构社会关系、开启新型关系赋权模式的重要力量和关键推手。[4]

四是以室联网为代表的智慧型场景化学习空间。室联网是指以学校教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实现整个教学系统各要素各环节互联互通互动的教学、学习、培训的网络。其系统主要由专用教学设备(如超大屏幕、手写板等)和整合各类教学与管理功能的应用服务平台(室联网操作系统)组成。这种智慧型场景化学习空间，创新研发了室联网架构下的光课堂核心品牌，以光课堂为生态，以教室号为入口，以笔音场为核心，形成了室联学堂独有的教育场景服务模式。由此可见，教育空间得到了革命性发展。[5]

高校思政教育场景化学习空间的巨大跃迁，既是技术驱动的直接产物，也是技术驱动的过程性表现。技术塑造的高校思政教育场景化学习空间，重构了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施教者、受教者与技术之间的新关系，呈现相互依存的适应状态，使得思政教育结构达成“人—技术—世界”的新平衡，这也是因技术驱动呈现出的工具理性嵌入高校思政教育的直接体现。

2.技术驱动施教者受教者关系转化

从教育教学内容的提供到综合性文本的生成，依托技术媒介构成的教育拟像、镜像等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真实性在场。无论审美感知抑或情感交流和知识互惠，在新的场景增添许多情景的同时，这种超链接的交互方式也极大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施教者因为技术的驱动演变为数据化教师、智能化教师，成为教育活动的设计者、开发者、引导者和平等交流者，以往的知识权威和中心化的形象被消解。同时，智能助教、机器助手的出现也使思政教育教学活动更加丰富，辅助性手段更加先进。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者不再单纯扮演听众的角色，不仅仅是以被动方式介入活动，而是转化为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教育活动设计的协同者、教育内容的供给者、教育效果的验证者，读网、看屏、体验、视听等成为一种习惯。技术中介系统消隐了使用障碍的开放场景，成为承载思政教育活动的舞台，施教者与受教者悉数登场。单向度传播成为历史，多维互动生成为主潮。诚如有专家所言，网络“不仅摧毁了故事之中的人物等级，废弃了种种人为的结构，而且彻底地导致了线性逻辑的解体开端与结局。于是中心、主题、主角、线索、视角、文本的边界，这些概念统统失效”[6]。施教者和受教者的角色转化与关系的重新缔结，使思政教育的实践活动进入新阶段。

3.技术驱动思政教育效果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7]高校思政教育就是要强化课程质量，突出教学效果，搞好各种课外活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驱动之下，在保障思想性、理论性引领教育活动的同时，需要显著增强活动的亲和力与针对性，以提升思政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诸如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学习平台或APP、一站式管理服务等令施教者和受教者随时“在场”，既弥补了时空短板，使思政教育教学资源更加丰富，泛在学习更有特色，又能优化思政教育活动场景化学习空间，将育人的场景个性化、生活化、数据化和移动化，造就育人情景、图景和场景的多样化。此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取向，及其具有的数据感知、理解、推理、预测等能力，借助数据挖掘不断提升其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再通过数据驱动与深度学习，实现智慧决策与服务[8]，确保了前沿技术使高校思政教育更加以受教者为中心、施教者为主导，构成精准识别与画像，以便达成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

总之，技术理性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转换，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画像和信息推送，推动了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朝向精准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增强了从文字到图片再到音视频等整合而成的移动端全场式沉浸，为大数据时代思政理论教育教学变革带来了新的飞跃。

二、技术驱动高校思政教育变革中价值理性部分弱化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对于有效转变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类似“技术真的适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吗?”“技术的深度介入让思政教育老师们做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追问和考量。不言而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甚至迷信必然会导致思政教育活动真正意义和价值理性的遮蔽，如施教者与受教者关系的变形、物理环境的技术性异化以及教育活动主体性的消解等。因而，技术驱动高校思政教育变革过程中价值理性的部分弱化，隐含着技术在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技术的过多介入弱化思政教育空间的价值理性

新技术过度形塑空间，会带来教育环境的变形。不可否认，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思政教育教学的辅助功能和成效是显著的，但介入后的新手段在教育空间的变化中悄悄弱化、虚化了教育内容供给的价值判断，甚至转化、淡化了教育活动的检测指向和评价标准。一是真实场景蕴涵的价值理性弱化倾向明显。大量虚拟现实技术和现实增强技术的深度应用，一方面强化了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在场感，另一方面却模糊与虚化了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边界，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场与临场、身体缺席与精神出场、技术的仿真与真实生活世界的边界模糊，生活世界的本真性意义被减弱，精神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编码，心理情感要素未能得到凸显。原本施教者、受教者丰富的想象力因佩戴的VR、AR等设备而导致退化，这主要缘于VR、AR等技术拟像对初始教育信息的部分过滤，人化环境中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具身体验实际上被剥夺。二是知情意行高度融合的思政教育活动的功能弱化。教育空间环境的功能弱化缘于技术的过多介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施教者和受教者信息偏好。严格来说，技术的应用和思政教育活动双方之间应该是相互适应的过程。通过技术适应教育而呈现价值理性，教育教学适应技术而增强工具效能。但实际上，由于各种教育APP、多媒体技术的使用，部分施教者和受教者虽然接受并适应了技术介入后的新方式，但技术本身并没有较好地完成对高校思政教育方式的适应和嵌套。思政教育活动内含着施教者和受教者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但因技术的简单化、机械化应用，极大改变了思政教育最大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呈现，遮蔽了双方在培养中的本真诉求，造成施教者更多追求运用技术的娴熟程度，受教者更多关注知识信息接受或者个体需要的满足，进而导致社会性评价本身应有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活动内嵌的人文性不足。尽管高校思政教育的技术化实践能较好地解决其本身所需要的针对性和亲和力，甚至能满足关注率高、参与率高、到场率高等一般性、常态化要求，但其应具有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则因技术占比过多而被边缘化，思政教育活动负载的价值观念、精神文化和境界觉悟等内容被弱化，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价值追求也会被疏离化。这是技术过多介入思政教育活动后带来的价值理性不足的隐忧。

2.技术的过度应用对于思政教育目的与价值的消解

实际上，学界当前倾向于表达技术优势的观点，往往忽略了前沿技术对于思政教育目的实现具有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思考和讨论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如何充分运用新技术是必要的，传受双方数据素养和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强化素养提升、娴熟技术操作等问题并非高校思政教育的最大目的，也不是教育活动必须完成和实现的具体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高校思政课建设强调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9]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也强调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注重方式方法。教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这说明，高校思政教育作为一种倾心倾力于人的政治引领、价值塑造、思想觉悟提升的实践活动，重点在于引导受教者朝着党和国家发展需要、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成长，而不是简单地从一般性知识传承、活动安排和职业要求层面来对待，否则，极易导致思政教育的工具化以及价值理性与人文向度的缺失。

3.技术的过度使用造成思政教育师生关系运行的窘困

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主体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其中必然承载了主体的价值烙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工具、平台纷至沓来，这是高校思政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绝佳历史机遇。然而，技术的过度应用也会带来施教者与受教者相互关系的价值弱化。

一是将思政教育单纯化为一般性的知识传播和活动推出，且将更多技术性、规训性要求嵌套其中。例如，对思政教育的教学情境、案例选择、PPT制作、音视频录播状况、场地安排、主题推出作出细致要求，对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互动频率、次数、氛围、抢答与弹幕的状态、走马灯似的实践等进行僵化的考察和程序化的评奖评优，使得施教者的主要时间与精力更多用于满足这种技术的程式化要求、倾力于技术技能的展示。诚然，使用相应辅助工具为施教者的教育服务、借助多样化的手段和形式弥补教育活动的不足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高校思政教育借助这种单向度的技术逻辑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法律知识、检测施教者技术的应用程度、形成教育者热而受教者冷的活动安排等，并作为验证教育创新的行为，无形中带来了更多技术逻辑和教育逻辑之间的背离，绝非创新活动优化追求的目标。不仅如此，这种教育活动中技术手段性、工具性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弱化了施教者的记忆功能甚至即兴表达能力和瞬间思维，将更多的信息展示定格在媒体链接、PPT演示方面，以至于强化了施教者的技术依赖。

二是受教者被技术所规训。技术的迅速跟进和及时应用，目的是为受教者提供便捷的知识获取与传播服务，拓展受教者学习成长空间，实现泛在可及之效。然而，技术的过度应用使得原本需要学生费力思考后才能获得的答案却轻易得到。这种情况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其实会损害学生的心智投入和思维挑战，损害学生延迟满足需要的心理控制能力。[10]于是，为施教者用心教、受教者用心悟而构筑的关系在技术的介入中被碎片化。在思政教育活动中，主体双方关系的思想互动性、信息意义的生成性被遮蔽，价值重构的过程被弱化、消解和虚化，最终导致双方关系陷入技术制造的困窘中。

三、技术驱动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理性统合路向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新概念[11]，这无疑给我们分析和研究当下高校思政教育中技术驱动引发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一重要论断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主体、媒体、过程和效果等核心要素与环节都涵盖其中，从方法论的高度明确了高校思政教育合理性行为的创新指向，强化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路径策略，以便达成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合的技术理性目标。

1.从合理性维度统合技术驱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在高校思政教育活动中，技术驱动创新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思政教育的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否更好地完成知识传递以及实现整体素养与水平的提升，主要看知识在传授过程中工具性合理行动与价值性合理行动两种取向的匹配程度。具体而言，工具性合理行动体现为，思政教育创新中应用的技术、设备要素是手段，且是可以验证和测量的;价值性合理行动则体现为，创新的教育技术应该完全达到教育目的与要求，使其在传授过程中合乎价值旨趣，因为这关系着高校思政教育实践的总方向、根本原则和主要目标。高校思政教育活动中内容的取向性既是施教者的供给问题，也是受教者内在需求的满足问题，同时还是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合问题。这一问题规定着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供给、施教环节与过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实现匹配。

一是需要从思政教育活动施教者的认知层面切入。从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上讲，高校思政教育活动存在如何实现施教者用心教、学生用心悟的问题。观点掌握、思想形成、品德培养、能力提升等离不开对“道”与“理”的理解、消化与践行，是知情意行诸多元素的耦合。施教者明白道理，知其为知而后阐释诠释，这样才能为讲清、讲透、讲活、讲准、讲好道理奠定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施教者还必须清楚受教者的需求，合理正确地使用画像系统等技术，全面认识受教者，以确保教育内容的供给满足需求。显然，施教者能否充分认识思政教育改革的要求，能否将合理性、适当性作为教育创新活动技术应用的指导性认识，特别是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具有的意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部分施教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技术的应用仅仅是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一部分，不能用形式替代内容，更不能用花样翻新取代教育内容创新。当然，我们也不能空喊“内容为王”而拒斥新手段、新工具的采用。总之，上述两种倾向都是人为导致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背离的表现。

二是需要从思政教育施教者数据意识的自觉与技术能力的层面介入。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巨大成效之一。学界认为，技术不能被随意改变物理结构，但人们可以借助对技术的使用而发挥出技术的社会功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可以发挥媒介作用，扮演好手段与工具的角色，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搭建物理性平台，提供崭新的思政教育形式。同时，新技术的应用行为在极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作为教育内容发挥功能。比如施教者应用画像系统，其中涉及施教者对受教者系列数据的珍视和隐私权的尊重，体现和折射出施教者对技术本身的理解、应用、管理的素养和能力，释放技术向善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功能等。因而，施教者在思政教育活动中，应把握好技术的使用尺度，彰显技术应用的理性自觉，避免过度的技术依赖与迷信，并“一定要考虑采用各种技术工具的必要性与可信性，实现传统教学手段与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更好地服务于教学”[12]。

三是需要从思政教育活动施教者扮演的指导、引导和主导角色的层面介入。施教者在思政教育技术应用活动中扮演好恰当角色，对于统合技术驱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十分重要。无论是理论课堂教学的推进还是实践教学活动的展开，无论是奖助体系搭建、就业指导还是一站式服务管理体系和新技术的应用，都必然改变着施教者的角色和身份。在新的人机关系、人技关系中，施教者对于技术的工具性价值释放和技术的价值性手段应用都规定其角色变化。施教者应该扮演好受教者成长的指导者、引导者和主导者的角色。广大的受教者正处在成长阶段，从知识结构的丰富与完善、生活阅历的积累、素养的整体提升、能力的全面培养等方面来讲，都需要施教者不仅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更应该突出对受教者全面成长所进行的指导、引导和教导的终端见效，应该关心、关怀、关爱受教者，成为他们情感的依托者以温暖社会交往体系，成为他们思想困惑、疑惑、迷惑的解惑人以重构价值体系，成为他们信息获取流程再造的设计者以有效组合其碎片化的知识。从而通过师生情感交流和智慧启迪，推进学生价值观的构建和思辨力的提升。[13]

2.从内容结构维度统合技术驱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结构因时段和学段而不同。这种内容结构往往是借助教育材料的载体，将知识、技能、精神文化、理想信念、言语行为和习惯等要素组合而成，重点涵盖教材、学习与经验三大取向。这种总和性的取向无疑是技术驱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的重要方式。

一是教材取向规定了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走势。在教育新媒体出现后，高校思政教育的教材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仅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化教材而言，“这是一种以达到拓展互动双方认知场景、重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生态、促进施教者教育供给为目标的集成化资源学习载体”[14]。互联网的出现，使高校思政教育的媒体形式不断演进、叠加、迭代，媒介形态能够同时吸纳和汇聚的容量更为广博宽泛，思政教育的内容结构也随之变化。大中小学一体化要考虑，本硕博教育内容的相互衔接要关注，专业课程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关系要兼顾，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要链通，教学活动的其他内容要融通等，这都使思政教育技术的应用不应是单向度的，而应充分照应不同学段、不同专业、不同院校的受教者，达到与思政教育教学密切关联的状态。显然，这种受教者的需求和教材内容设置的取向与指向规定了教育技术本身的应用宽窄度，在极大程度上规定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以期达成善用媒介、巧用媒介，真讲内容，讲好真内容。

二是学习取向规定了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善用大思政课，这要求思政教育活动应该建立大格局，系统性围绕受教者的成长成才做好准备工作。崭新技术的应用不是简单借助PPT重复教材内容，不是通过各种APP博取受教者眼球，也不是在搭建服务平台后听之任之，而是要将技术的应用与教育内容有机衔接，以受教者成长为目标、以受教者的主体性活动为取向，完成理论知识与实践生活相结合、技术表达形式与主体认知偏好相统一，使思政教育技术应用达成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是经验取向规定了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趋势。高校思政教育效果好不好，主要判定者应该是受教者。因而，思政教育的技术应用说到底是施教者针对思政教育实践展开的一种教育设计与开发。在活动中，施教者依托技术而展开的教育开发，应该更多地构建适合受教者能力与兴趣选择、价值偏好的情景、图景和场景，与受教者分享有意义的经验，还原生活场景，回归生活本意，融入生活世界，从而指导、引导和教导受教者。这种经验取向无疑规定着高校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趋势，因此需要将技术融入教育，将教育内容有效链接生活，让受教者积极参与其中，在发挥新技术工具效能的同时洋溢新技术的价值理性。

3.从智慧型供给维度统合技术驱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智慧型供给是借助相应集成性平台搭建的高校思政教育生态链条，这种供给方式有益于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规范化和长效化。

一是思政教育平台建设内在规定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充分落实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备好课、讲好课，需要充分的教学资源和实践活动资源。当前，无论集体备课中心还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无论是大学生在线还是辅导员博客，都将成为广大施教者的有利助手。这种思政教育平台的设置、聚合和汇总，揭示着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状况，强化了施教者的彼此连通共享以克服备课短视，突出了研讨的在线临场以消除教育焦虑，注重了协同共建以提升整体教育能力，彰显了教育内容的有效转化以解决单向度传授的弊端。高水平集成性思政教育平台的搭建，本身就能够汇聚队伍、统合力量，密切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链接，规定着双方结合的一致性。

二是智能型的内容分发和推送规定了思政教育技术应用的显著向善性。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重构了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手段与方法，提供了鲜明的适应性和个性化教育模式，也使思政教育在立体化多维度的层面打破时空壁垒，实现人人、时时、处处可学的泛在可及活动。借助技术生成一种带有鲜明智能化特色的、基于受教者精准画像设计的教育内容分发系统，可以为不同受教者定制适合的学习服务与供给方式，切实做到全方位、全景式覆盖受教群体，以全程方式达成因人、因地、因时、因材施教，真正让受教者体会、体察、体悟到德润人心的美妙，从泛在式学习中悟出道理、哲理、学理和真理，从技术架构的新教育场域中获得丰富的体验。

总之，强化高校思政教育技术应用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达成在教育实践中见物又见人的效果，克服和消除思政教育中的各种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倾向，坚守受教者既是思政教育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的育人理念，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结合、教育技术应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结合，我们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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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盛楠，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满意，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选自《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