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前沿报告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一个应用学科，其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一个独立二级学科以来，其“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建设明显加快，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领域。2010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紧紧抓住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理论性、政策性、现实性很强的学科，因而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且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即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或“本体论”问题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导论”。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范畴和体系、本质和价值、地位和作用、对象和内容、过程和规律、方法和载体以及评价与评估等内容，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此外，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分支学科研究，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
2010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在这里，我们主要总结和分析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的研究情况。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
2010年以来“社会本位说”、“个人本位说”及“实践活动说”继续成为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灌输本质论”与“德育非政治化”的争论格外值得关注。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立论之本，是关系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全局的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始终对此高度重视，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观点。有学者将这些观点概括为“一元本质说”和“二元本质说”，也有少数主张“多元本质说”。一元本质说，如“政治性”说、“阶级利益性”说、“转化论”说、“灌输论”说、“人学论”说等；“二元本质说”，如“社会政治属性与经济管理属性”说、“政治属性与非政治属性”说、“政治性与科学性”说等。[1][1]也有的从另一个角度将这些观点分为“社会本位说”和“个人本位说”两种。[2][2]
“社会本位说”，也被称为“工具性本质论”[3][3]。这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最普遍的观点和看法，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的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4]是为统治阶级和现行政治所服务的；是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的社会、一定阶级的统治（治理、管理）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重要手段。“灌输论”[5][5]、“人的社会化”[6][6]、“政治性”[7][7]、“意识形态性”[8][8]等均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个人本位说”，也被称为“目的性本质论”。[9][9]目的性本质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属人性”的一面[10][10]。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彰显，以张耀灿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范式转换和人本主义转移将是该学科发展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该自觉推进人学范式转换。如果说过去的思想
与上述观点不同是兼有“社会本位说”和“个人本位说”、“工具性本质”和“目的性本质论”的观点。张澍军认为“以社会哲学的视野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本质，以人学视野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本质。”[11][13]有研究者指出，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既要考察其满足阶级与社会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寻它的属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质，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质”。[12][14]有研究者认为，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这样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阶级统治、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性的一面，又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目的性的一面。因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意识形态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实践活动”；[13][15]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为前提和基础，以个人思想品德和社会要求的差距为出发点，最终实现个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的过程[14][16]。
但有论者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观点提出质疑。指出，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定义成“有目的的、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把“实践活动”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并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社会的其它教育活动也同样可以具备目的性、超越性，都可以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实践活动目标。第二，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有混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本质之嫌。第三，强调意识形态性或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当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加以了论述。[15][17]对此，我们倾向于第一点和第三点，但我们认为第二点，即把灌输仅仅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降低了灌输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
对此，已有学者做出了回应。刘书林撰文阐述了灌输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地位问题。他指出，在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一般都基于列宁关于灌输的理论，明确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实践活动的本质就是“灌输”，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摆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但后来有些教材似乎不再提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了，有的教材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标题下，并不直接提灌输，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讲“灌输论”，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地位被取消了，把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基本职能之一（灌输、激励、调节、转变），把“灌输”降低到教育者自身职能和方法的层次，与“填鸭式”的生硬灌输联系起来，这是对“灌输”的歪曲或者误解；还有的学者把“灌输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这样的处理，这实际上也是降低了灌输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地位。对此，一方面应该帮助不了解“灌输论”的人从这种误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也不应该因为有人误解了这个概念而不敢使用这个概念。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列宁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灌输”的结论，深刻理解列宁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他从五个方面重新梳理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灌输论”，认为列宁提出“灌输论”是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主要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以上分析，还是运用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为好。[16][18]我们赞同上述观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不能丢弃、而且要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高度来理解“灌输论”。
关于“德育非政治化”问题也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直接相关的问题。所谓“德育非政治化”[17][19]即主张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观点。对此，田心铭撰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关于“德育”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第二，关于“公民教育”。现实中并不存在某种超越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一般的“公民教育”。要求用“公民教育”去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德育非政治化”主张的又一种表达方式。第三，关于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有论者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政治教育”、“政治使命”为由反对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是“德育非政治化”观点的典型表现。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完全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德育是不存在的。在当代国际背景下，要求我国的德育与国际“接轨”，不得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目标，不得向学生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思想，并未摆脱论者所批判的“德育政治化”的制约。总之，必须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不应把德育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同时，只强调政治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18][20]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于“德育非政治化”的争论，不是一个简单对“德育”属性在认识上的分歧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全局的重大问题，是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党性和为谁服务的问题。因而，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必然承认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一般的“德育”，“德育”的政治性是明显的，企图将德育“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反映。
总之，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应在以下问题上加强研究：一是究竟如何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上坚持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其性质、属性、本质属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三是更重要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正确方向和正确结论。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
2010年以来继续围绕“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及其关系进行研究；研究中存在的“社会价值”泛化倾向值得重视。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本质”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直接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安身立命的本源。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功能”、“作用”等概念，大多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如“功能—作用”等同论、“功能—价值”等同论、“功能—职能”等同论、“功能—特性效果”等同论。[19][21]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作用上，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夸大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万能论”，另一种则是忽视甚至否认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无用论”。
自思想政治教育学诞生以来，理论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形态、实现、评价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及其关系的问题上。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和学术背景不同，学界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按照存在状态可分为理想价值和现实价值；按性质作用分，有正面和负面价值；按效果显现，有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按评估可分为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按价值主体可分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从结构角度来看，可划分为内容价值、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从价值和效用范围来看，可分为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从价值功能来看，可划分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价值。但目前学界一般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表现形态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20][22]个别学者还提出了集体价值。[21][23]
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分类，即是按照价值主体的分类。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一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来看，具有导向价值、凝聚价值、激励价值、净化价值。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是完成它的社会职能而产生的社会作用与社会意义，具体表现为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塑造人格的主导力量。第三种观点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具体对象的作用而言的，因而又可以划分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管理价值、生态价值等”。[22][24]其中经济价值备受关注，代表性观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以及通过人的作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具体体现为：精神动力、方向保证、环境营造等价值。[23][25]政治价值被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价值。理论界大多从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述。[24][26]至于文化价值，现有研究重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如文化选择、文化整合、文化创新等价值。[25][27]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思想政治品德的具体表现角度将其概括为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26][28]二是从人的发展需要角度将其概括为促进人的社会化、提高素质和能力、解决人生课题等。[27][29]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基本价值形态——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存在没有异议，但有研究者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上，“既存在着偏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倾向，也存在着对二者辩证关系笼统泛论的问题。”[28][30]大多数研究者，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社会本位说”出发，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有论者提出新时期坚持和巩固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必须“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29][31]有论者认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于我们党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和目标，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性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内容、吸纳思想政治教育的兼容性内容等。[30][3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在不断拓展，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近两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社会管理工作，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成为学界热点。有众多论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但是，有的研究者则强调个体价值的作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对象，它的价值必须通过作用于人的思想才能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是其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基础。[31][33]有论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层面上，应该说个体价值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社会价值是个体价值的综合表现和整体效应。从社会秩序维护的终极价值来看，社会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包括人的思想品德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启发社会成员的思想、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凝聚人们的精神气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通过对人思想的主导而规范行为，从而达致自然的人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又通过个体的内化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性完善相一致的个性价值体系。[32][34]
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应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观点。对此，已有的研究者提出，明确人与社会、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矛盾，是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个人）价值关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二者的关系。第一，当思想政治教育既能满足社会需要，又能满足个人的发展需要，且满足程度接近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达到最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第二，当思想政治教育既能满足社会需要，又能满足个人的发展需要，且满足程度不一致时，一般而言，如果满足差距不大，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也能保持较好的关系。但是如果两者的满足程度有相当大的差距时，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地位则会发生变化。第三，当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不能同时满足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不仅会背离，并且思想政治教育最终之目的不可能达到。个人的发展不可能离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个人发展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解决社会发展的宏观问题，又要解决人的发展的微观问题。在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可能更突出，但此时的社会价值是在充分考虑了个人需要基础上的突出；反之，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可能需要突出个人价值，但是这一突出的前提是满足社会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一种常态。[33][35]
我们认为，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研究，有夸大和泛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作用倾向。从上述所列的学术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认识与界定范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全部。这种认识固然认识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但是却客观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之范围、思想政治教育之作用扩大。这实际上是把不应该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的功能赋予给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必然大大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功能，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对此，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不能给思想政治教育以过多的甚至其自身难以承载的社会期待。泛化和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夸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这不仅不能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反而会造成危害作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限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34][36]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都必须通过对人的教育才能达到，而且这种教育非智育、体育。正如有的研究者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决定了，“如果它不能以其政治特性，以其实践活动，巩固或改变人们的思想，达到教育者所设定的政治目的，那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就没有任何区别了。”[35][37]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
2010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总体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其中跟踪调查、评述研究和对策研究比较突出。
任何学科和领域都需要自身独立的理论基础和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这是一门学科和领域独立和成熟的标志。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先导。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学科立身的重要标志之一。[36][38]近年来，量化研究、实证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个案分析、心理学分析、质性研究等都被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有研究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概括为：经验总结提升方法、逻辑思辨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权威经典研究方法、学科交叉研究方法。[37][39]也有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式概括为：理论式研究、即从抽象的、理论的层次和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问题式研究、即注重从实践的、实证的、实效性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对话式研究，如横向对话式和纵向对话式。并认为三者结合，优势互补，才能处理好把握理论与面向现实、借鉴继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38][40]值得一提的是，跟踪调查、评述研究和对策研究在2010年以来的研究中尤显突出。比如程恩富等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和践行情况的调查报告》，谭培文的《当代大学生信仰与信仰教育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为例》，柳礼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研究述评》，闵永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张国玉、余斌的《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张楠、李航敏的《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分析及教育的对策建议》等文章，不仅采用了大量的实证资料，而且运用统计学尤其是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对策、把握未来趋势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有的研究者认为，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范式的研究明显淡薄于学科其他理论，如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的、内容等理论研究，也淡薄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用方法研究，呈现出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与自觉程度较低。当代科学交叉渗透的特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综合性的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学科交叉与多元整合是必然趋势。尽管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学科发展的需求和期望还相差很远。在总体多样化与多元融合趋势下，目前思辨研究仍占主要地位。学科方法及方法论等基本概念尚欠厘清。学科研究方法的学术论争场域尚未形成。但是，具有学科方法论意义的反思意识正在涌现。这种学科方法论反思意识也正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从方法论“无意识”到“朦胧意识”，再向“自觉意识”的发展趋向，进而向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的独特理论学科发展。[39][41]我们认为，任何学科和领域都需要有自身独立的理论基础、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这是一门学科独立和成熟的标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是支撑学科实体理论及学科建设的基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应分为几个层次加强研究：第一层次是学科根本指导方法的研究，即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本学科的指导性研究；第二层次是学科借鉴方法研究，即对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复杂性科学方法等在本学科的应用性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学科具体的研究方法，即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
（四）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成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通过对马列经典原著的研究考察，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原则和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可谓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中创新，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正确方向。如余斌的《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本质、原则和方法》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全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原则和方法等基本问题。[40][42]刘建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一文中，考察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认为该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开篇之作：首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观点、首次论述了哲学在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首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者阶级应该具有的精神气质和必要的舆论工作。[41][43]刘建军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真理的魅力》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集中体现在它的科学性魅力、批判性魅力、完整性魅力、彻底性魅力以及实践性魅力等方面。[42][44]有研究者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交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通过交往，主体超越自我的界限，在自我的不断开放和更新中与他人、社会和世界达到一种融合，从而在相互超越和无限开放的过程中达到沟通与理解，形成、发展个体的思想及品德。[43][45]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评价思想，其中也包含着鲜明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评价观点，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价值、目标、主体、方法、效果等方面的评价。[44][46]李征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系统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文章中使用了大量关于“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鼓动工作”、“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和“理论教育”等提法，这些都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强调思想和精神对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45][47]
二、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带有根本性的、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讲道理”的学问和活动，而这个“道理”必须是令人信服的真理。就是马克思的那句真理：“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6][48]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们认同“道理”、划清重大是非问题、澄清模糊认识、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行动一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关注现实、解决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困惑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给人们的思想上带来了诸多的疑问和困惑，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现实问题，澄清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是非，自觉划清思想领域的重大界限，是占领思想阵地制高点和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一）对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研究
2010年以来，学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呈现总结的态势，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特征、“普世价值论”的实质及危害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
在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如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如何始终坚持党领导不动摇，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社会思潮大量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很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研究这些思潮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这些社会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这些思潮影响时的对策。
时下中国社会思潮种类繁多，性质也异常复杂，诸如后物质主义、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解放、享乐主义、环境保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在上述诸多社会思潮中间，有两类思潮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复辟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等。这股思潮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要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二是照搬资本主义的西化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这些思潮大量是以面貌出现的。比如，在哲学领域，宣扬一种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的主体哲学，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历史学领域，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否定任何革命，曲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特别是否定本世纪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等等。有研究者认为，作为时代情绪和风向标的社会思潮本质上都是一定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冲突激荡的反映。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社会思潮愈发呈现出时代性与阶段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地域性、精英性与草根性并存等极其复杂的特征。[47][49]虽然当代社会思潮可谓学派林立、种类繁多，但有研究者指出，基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为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透视纷繁复杂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变种时，便可以清晰发现，它们无外乎是指导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历史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48][50]
2010年以来，学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呈现总结的态势。有研究者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空前的多样性。既有正确的、积极的，也有错误的、消极的甚至是腐朽的；既有同时并存而阶级性不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潮，也有同时在场而时代性不同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思潮；既有内生的民族自强自立的改革思潮、现代化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等，也有外来的从开放的大门涌入的反映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几乎覆盖了经济、政治、哲学、文艺、宗教、伦理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面，也是学派众多，“派”别林立，以致当代中国呈现出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异彩纷呈的局面。二是极度的复杂多变性。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多变、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及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极具复杂多变性。三是多元共生，相互吸收。各种思潮既有在相互斗争、相互排斥而此消彼长的一面，也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相互交汇、融合的一面。四是更加关注现实利益。许多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直接与现实相关，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度有了显著提高，更加重视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并且往往针对某些具体社会问题抛出相应的“药方”，而其中一些“药方”具有颠覆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性质。五是更加重视话语权的争夺。社会思潮是民众评价的一种现实形式。一些社会思潮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等方式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意识领域夺取了一定的话语权，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六是更加平民化。当今社会思潮更加贴近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以及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大众化和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使得社会思潮的主体更加平民化、大众化。社会思潮的平民化让其具有更加广泛、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其社会影响力也更大更强，从而也表明对其进行正确引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49][51]当代社会思潮在传播上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当代社会思潮内容散播方式的嬗变性特征表现为：从“互补式的集体聚焦”到“现实型的小众漫散”，从“对立式的解构”到“个性化的建构”，从“精英的高端文化传播”到“大众的多样立体传播”。二是当代社会思潮在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交互性特征表现为：途径多样化和自我选择的集中性，思潮内容的碎片化和自我的重构整合，影响力的聚合性和个体关注的离散性，影响对象的随机性和判断形成的自主性。三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方式特征表现为：从全面介入到顺势而为，从情绪感染到深层渗透，从生于共鸣，到蕴于解释，再到隐于行动。[50][52]
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普世价值”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思潮。有研究者认为，关于“普世价值”思潮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关于“普世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延展，但它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如果说90年代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源于对国际问题的关注，那么当前关于普世价值的争鸣则有更多的中国因素。”[51][53]有研究者概括了“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的三个层面：一是纯粹学术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学者从四小龙经济成功出发，来研究儒家的价值观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接轨问题，因而这里的“普世价值”主要是指中国的儒学或者说新儒家。第二个层面则是触及政治领域的探讨。这个层面的讨论显得既活跃又激烈，一些人已经把“普世价值”明确定义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还撰文提出，“自由、民主、博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层面是一些媒体借抗震救灾将这一问题引到生活中去，引起了大众的讨论，也误导了一些群众。从目前的情况看，“普世价值”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而是一个关涉中国政治走向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研究和警惕这种思潮的进一步泛滥。[52][54]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极力宣扬“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具有的共有价值追求，企图混淆视听、把水搅混。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进一步指出了“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李慎明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如果承认了吃、喝、生殖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就是让动物跻身于人类，或者说是让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爱情至上主义”也根本不具备“普世”的意义；即使是那些似乎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文艺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也绝不是全人类各个国家、各个阶级、每个人所共同承认并遵循的所谓“普世价值”。气候问题只不过是欧美发达国家用来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又一冠冕堂皇的手段。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美好色彩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又一次被冲刷得斑驳陆离。至于“反恐怖主义”，现在各个国家及各个阶级对其定义都极不统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实质上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却借着反恐之名，公然到处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甚至赤裸裸地入侵他国。至于贩毒吸毒，之所以成为全人类肌体上很难愈合的顽疾，同样是由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及特定集团、人群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实际上，奥运会的上空总弥漫着浓厚的政治对立气氛。一些西方记者对报道奥运会运动场内任何一场打破世界纪录的精彩赛事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并没有多大兴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烈愿望，但却未成为当今国际世界的“普世价值”。因此，说到底，人们或国家的价值观念，是由人们或国家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在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为一切国家和一切阶级、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的人、集团和阶级总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情感、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观。[53][55]
侯惠勤指出，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决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识”一类认识论意义上的话题，也不是讨论“有无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一类人性论道德论意义上的话题，更不是讨论“当代世界有无共同利益”这一类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话题。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54][56]“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要害不在于人类有无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能否以其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实践的行动指南；其实质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人类的实践，是趋同、止步于现今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还是必然超越这一文明而迈向共产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思想、国策争论的源头，也是重大的道路之争。“普世价值”以当下大多数人的认同为其存在和力量的前提，因而必定是时下西方强势话语的渗透方式，不能将其与普遍真理相混淆。[55][57]李崇富指出，中国学界讨论的“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是指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所谓“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对中国的基本制度进行“顶端设计”，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56][58]
有研究者认为，当代社会思潮呈现出着意诠释中国的现代性、以学术策略吸纳民间力量、宣扬知识精英的理性统治以及用唯心史观置换唯物史观的共同特性。很明显，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面对当代社会思潮竞相展示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代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其实质皆为企图修正和解构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转换态度，变“被动回应”为“主动挑战”，在挑战当代社会思潮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在此务必区分“回应”与“挑战”两种态度之本质差异。“回应”意味着自身理论被指责、冲击，然后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以图证明自身之正当性，其所表征的是“被动”，是理论上的无力，是一种受责的局限；“挑战”则意味着理论自身的扩散、张扬，既是充分信任自身理论的科学性、正当性，也是确认自身理论具有指点、引导其他理论话语的责任性，其所表征的是“主动”，是理论上的自洽，是主动挑战的战斗性和彻底性。尤其是理论的“内核”受到攻击，更需要以挑战性精神来捍卫理论的正当性。因此，对待当代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不应只是无奈地“被动回应”，必须“主动挑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内容，分析理论的正误，辨明政治的方向，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同时，我们必须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指导地位。[57][59]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应重点在“立”上下功夫，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错误思潮。“破”与“立”是不可分割的，只“破”而不“立”，最终不能跟上“破”；而有效的“立”就是成功的“破”。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关注对于各种错误思潮的危害与批判，而对于用科学的理论去战胜错误思潮还需加大研究力度。
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从社会思潮切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研究社会思潮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以及当代社会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社会思潮影响时的对策。科学地解释这些社会思潮，有助于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就目前来看，社会思潮对高知群体，如社会科学研究者、高校人文学科教师和高校学生的影响较大。因此，加强对其引导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引导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对社会思潮的评析作为主要内容引入教学当中，依据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具体现状和特点，紧密结合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热门话题、焦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教育和思想引导活动。
（二）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研究
进一步强调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民主、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刻认识划清这些重大界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强调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当前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为深入学习领会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重大意义，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纷纷发表重要文章，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研究一致认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面”，有助于回答国际国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主要关切，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58][60]“四个划清”从指导思想、经济制度、政治民主、思想文化等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9][61]深刻把握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意义，必须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理论本身的辩证关系视角去理解；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去理解；必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去理解；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去理解。[60][62]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复杂，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对于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61][63]有研究者认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重大意义，必须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理论本身的辩证关系视角去理解，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与其他三条界限之间是“一总三分”的关系。只有第一条界限划清了，其他三条界限才能划清楚。同时，如果其他三条界限中任何一条界限没划清楚，第一条界限也就不可能真正划清楚。因此，在“一总三分”中，“一总”是指导性的、方向性的，“三分”也不可少。[62][64]
我们认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系非常密切，一方面，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重要途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通过思想引导、说服教育、民主讨论的方法来实现，以起到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起不到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有研究指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离不开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63][65]在当前，“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64][66]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道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面”，有助于回答国际国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主要关切，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坚定理想信念。[65][67]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要求。首先是深刻认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重大意义。划清这一界限，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因为，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事关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另一把钥匙。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人民的团结，保证中国能够沿着正确道路长期稳定发展。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政治保证。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研究
强调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质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强调建构科学、有效的引领机制是引领工作的重要环节。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我们认为，对于当下如此复杂的社会思潮，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反对和抵制，要根据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属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中的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要坚决抵制，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但在保持政治上的敏感性的同时，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则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应充分肯定社会思潮日益丰富和活跃的社会意义。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强调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同时，更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学习借鉴，以防止回到那种万马齐喑的时代。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是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利益多元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允许各种不同思潮和思想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碰撞、交流、传播是当代中国文明的标志。只要社会经济成分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分配方式不同，我们就必须面对这诸多不同背后的社会思潮的差异性。[66][68]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研究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理论热点。我们认为，所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其实质就是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是“强制、压制、控制”，而是“引导、吸引、凝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思潮的实质，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引和凝聚”人心，是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身令人信服的力量，让各种社会思潮自觉向你靠拢、被你征服，在多元和差异中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价值认同。而“吸引和凝聚”的前提是“认同”。有研究者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人类基本价值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认同的原本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目标实质上是增进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形成的基本规律存在于意识形态与人类基本价值的辩证运动之中。[67][69]有的研究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依靠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和先进典型教育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认为，先进典型是一定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他们的崇高精神闪烁着时代核心价值观的理性光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优良传统创新并加以,以先进典型的可亲性感召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以先进典型的可敬性激励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以先进典型的可信性吸引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以先进典型的可学性带动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将极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68][70]
同时，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创新。有研究者认为“引领机制”是引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要建构科学、有效的引领机制，首先要明确引领机制应具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同质态非主流意识形态、抗御异质态非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其次要明确引领机制是一个纵贯引领始终、横涉引领各方的复杂系统。再次要明确建构引领机制的基本条件，即充分认识建构引领机制的必要性、制定清晰、完善的政策、提高引领队伍的素质、探索有效的引领方式。[69][71]有研究则认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离不开有效的教育和传播。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持教育和传播的正当性；要深入分析多样化社会思潮,保持教育和传播的针对性；要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要增强教育和传播的现实性；健全教育和传播机制,提高教育和传播的实效性。[70][72]很多研究者都强调，要把互联网等新型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引领”资源，掌控社会思潮的动向和传播程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占领社会思潮传播的制高点，牢牢把握社会舆论导向。作为一种载体和手段，互联网既然能够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提供场所，就一样可以成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平台。因此，有效利用网络等新兴传媒手段，占领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重要途径。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主要集中在 、面中）解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对“05方案”实施五周年的经验总结、“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互网络等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等问题上。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2010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新方案即“05方案”实施五周年。“05方案”的实施是与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目的和作用之一，就体现在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上。[71][73]因此，认真回顾“05方案”实施五周年来的具体作法、总结成效与经验，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各地高校纷纷举办纪念“05方案”实施五周年的座谈会、研讨会，专家学者和教师从不同角度进行回顾与总结，由此成为2010年学界比较集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学者认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16号文件)五年来，整个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和发展成绩巨大，形势喜人。[72][74]特别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创新、教师队伍建设等都提出了新思路、新举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生机勃勃，开创了崭新的局面。[73][75]
“90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究备受关注。研究一致认为，“时代、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因素，[74][76]是形成“90后”大学生思想特征的主要原因。“90后”大学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成就最大、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最为激烈、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人们的思想观念最为解放、价值观也最为多元的时期成长起来的。[75][77]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身心发展、认知能力、思想状态、生活习惯、价值认同等都具有特殊性，[76][78]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以及市场中的个体行为模式对“90后”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人格特征有着很大的影响，而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是“90后”大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时代特征。相当一部分“90后”在童年就开始了网络生活。[77][79]他们的生活是与互联网、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体带来的网上聊天、短信、博客、播客、微博等新的传播方式相伴随。[78][80]家庭因素也是重要原因。“90后”大学生是出身在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多为独生子女，家人的过度溺爱，使其形成了娇惯、任性、自我、不善于交流、自理能力差、心理素质低等不良特性。[79][81]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认识评价“90后”大学生。否定“90后”就等于否定社会，否定时代。[80][82]但“90后”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不容忽视。对“90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必须实行高校的全员育人工程。要做到真正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和渗透于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81][83]要重视“90后”大学生的挫折教育和生命伦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要使心理健康教育全面走进课堂。要实现网络管理手段创新和网络组织结构创新的统一，更多地利用各类校外网络平台，如blog、飞信、校内网、开心网等对其进行思想引导，[82][84]这种无声的交流，能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治疗心理障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83][85]
对互网络等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影响的研究依然受到重视。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网络用户总量持续攀升，互联网也成为现代人特别是青年群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社会在拓展青年群体生活空间的同时，引发的网络道德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有研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网络对青少年的积极意义：青少年的网络道德积极向上未堕落、青少年网上亲社会行为表现令人欣慰、网络道德可促进网上亲社会行为，青少年在网络中经常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84][86]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依然是研究者倾注力量最多的领域。网络作为新的生活元素已全面进入大学生生活，对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着直接的、持续的、强烈的影响，给高校德育带来新挑战和新课题。[85][87]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和高校的网络道德教育状况，以及大学生主要网络行为特征和网络行为背后的价值观、道德观，提出要从观念、全员教育体系的构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阵地建设、网络道德社区的建立等方面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86][88]网络道德教育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一是网民素质有待提高。传媒素养的缺失将导致青年群体价值盲从与信仰迷失。[87][89]二是要建立有效机制。创建大学生网络道德培育的有效机制、构建网络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88][90]
我们认为，在对90后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中，以下研究值得关注。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型网络社区”模式，并以“人人网”为例分析了这一模式对大学生的影响。我们知道，目前，“人人网”是覆盖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校园社会型网络社区。该研究认为，“人人网”（由原来的校内网演进而成）以其稳定的用户到达率和用户黏性，成为当下高校大学生网络交流最典型也最流行的应用模式之一，它将用户现实生活的社会关系搬到了网络上，不仅摆脱了以往网络交往匿名、虚无的恶名，并成为用户扩大现实人际关系圈的希望所在。作为接受网络新生事物最快的90 后大学生群体，这种新型网络交流模式对他们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巨大、也是很具代表性的。[89][91]有研究者将当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经常出现“80后”、“90 后”这样一种以一个年代（公元纪年中从数字带 0 的年份开始到数字带 9 的年份结束的 10年）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位来分析所论述对象的一种习惯性思维，称为“0 后”思维，并指出其在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产生着重要影响。该研究提出，应该理性审视“0 后”思维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运用，对以下几个问题给予必要的注意。一是遵循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分析在校大学生，切忌简单“0 后”思维了之；二是充分认识代沟理论所涉的实际意义及其局限性，代际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也不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下一代人只有对上一代人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运用以代沟理论为核心的“0 后”思维分析问题时，要充分认识其理论局限性。[90][92]
（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研究
大多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引导、沟通交流等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具有提供政治保证、凝聚多方力量、调节整合功能等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近年来对社会矛盾的关注与研究，不仅是各行各业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处理和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人民内部矛盾，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发展来解决。但是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这些矛盾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91][93]
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分为：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文化矛盾，并具有交叉性、突发性、群体性、持续性、广泛性、周期性等特性，有的还呈现智能化、暴力化、组织化等倾向。[92][94]非对抗性矛盾不能及时而有效的化解，就可能演化为对抗性的冲突。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非自然灾害）便是当前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应对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具有其他方式不可代替的得天独厚的作用。它能够发挥强大的精神动员和精神激励，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支持和动力，起到宣传鼓动、教育引导、典型示范、沟通交流、骨干影响的巨大作用。[93][95]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其解决必须多种手段并用，其中，教育的方法、协商的方法、疏导的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矛盾和问题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失常状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现实关系中的人为活动对象、以恢复和重建主体间常态关系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对社会主体的道德品质的提升、利益关系的说服教育，做到防范预警在前、解决问题在前，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防范”，从而成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安全阀”和“黏合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94][96]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应对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具有其他方式不可代替的得天独厚的作用。它能够发挥强大的精神动员和精神激励，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支持和动力，起到宣传鼓动、教育引导、典型示范、沟通交流、骨干影响的巨大作用。[95][97]
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的特点，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出现明显的不适应，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势在必行。2011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５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文章指出，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社会管理理念，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为此，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成为热点。研究一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社会管理的目标具有一致性，[96][98]社会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功能，是思想政治工作应有之义和传播载体，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时代价值实现的应然要求。[97][99]它是我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治优势，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政治保证，为社会管理的开展凝聚多方力量，对社会管理的开展起调节整合作用。[98][100]思想认识是制度管理的有力支撑，思想教育是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社会管理诸多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99][101]
（六）关于农民工思想道德状况的研究
进一步研究农民工思想道德的特点、形成原因及思想引导等问题；强调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近些年来，农民工思想道德及文化生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工作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5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中专门提出，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年龄在20～30岁之间，总数达1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此也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发生着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寻求谋生”向“追求平等”转变。现实是思想生成的土壤，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现状导源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因此，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真正的有效性最终依赖于“城乡二元分化”体制的彻底破除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真正形成。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处于游离状态：一方面，难于融入到现代城市思想道德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又脱离了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100][10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以对北京市、山东省、成都市和唐山市四省市青年农民工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委的相关调查为依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特征，结果显示，在身份定位、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101][103]
有研究者指出了当前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如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对农民工重技能培训轻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长效机制，对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不健全，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明确。[102][104]为提高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扩大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有研究者提出了“加强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这一重要理念。所谓的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化，顾名思义，就是要以通俗化的语言形式、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融入广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生活，将思想政治教育底层的草根领域转向具体的农民工群体，以提高对广大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里的草根性首先表达了对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性，即努力使农民工接收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达到 100%；其次，这里的草根性还表达了在对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深切呵护和关注，真正做到了解农民工群体的真实需求，做到想农民工之所想、急农民工之所急、应农民工之所需、办农民工之所期。[103][105]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认识，明确其思想问题的成因，积极寻找解决对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多是从年龄和代际角度出发，是和老一代农民工相对应而提出的概念。一般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生活、就业的人群。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从人口组成结构和来源上看，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出生、成长、受教育在农村，然后进入城市就业的人群，这类人可称为嫁接的新生代农民工。二是随外出打工父母在城市长大并接受城市教育的农民工子女，这类人可称为原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尽管生长在城市，但却被长久地贴上了“农民工子女”的标签，因而具有十分复杂的心理和人格特征。该研究者还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问题及原因分析，认为，体制制度的滞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处城市，但身份认同混乱，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状况的认识，明确其思想问题的成因，积极寻找解决对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多是从年龄和代际角度出发，是和老一代农民工相对应而提出的概念。一般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生活、就业的人群。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从人口组成结构和来源上看，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出生、成长、受教育在农村，然后进入城市就业的人群，这类人可称为嫁接的新生代农民工。二是随外出打工父母在城市长大并接受城市教育的农民工子女，这类人可称为原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尽管生长在城市，但却被长久地贴上了“农民工子女”的标签，因而具有十分复杂的心理和人格特征。该研究者还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问题及原因分析，认为，体制制度的滞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身处城市，但身份认同混乱，缺乏归属感；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追求人生目标和理想人格，但道德迷失，责任、亲情意识淡漠；管理组织的缺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企业，但普遍存在“城市冷漠症”，“企业过客症”，缺乏敬业精神；自身素质的不足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自我意识增强，但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价值观出现矛盾和偏差。对此，作为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如进一步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机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思想建设的组织缺位问题；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104][106]研究者一致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有的研究提出，要发挥社会各类资源优势综合进行，要真心关心他们的身心状况，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收到实效。因此，各级党、政、工、青、妇组织应贴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105][107]有的研究强调，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重点关注的特殊群体，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如进一步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机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思想建设的组织缺位问题；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
（执笔人：李春华、余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