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科学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集中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自觉顺应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不断推进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与实践形态的创新发展；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趋势，标注出掌握历史主动、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历史方位；在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政党优势推动政治文明进步的合规律性、理论本土化的历史文化基因塑造等重大理论问题上作出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一带一路”的经济全球化新样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图景为中国道路赢得竞争新优势，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贡献出中国方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使得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焕发出更加强大的实践伟力。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发展逻辑 世界大变局 理论创造 中国道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自觉，更宣示出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自信。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不是在理论思维中想象和推演出来的，而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概念的背后是思想，是理论，是实践，是事实。“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泛指在21世纪的世界进行的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对在21世纪世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波澜壮阔的思想创造和历史实践活动中“生长出来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科学概括，有着十分具体并且确定的现实形态，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其指导下正在进行中的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引领时代的思想伟力，中国道路日益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改变世界的实践伟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和塑造了中国社会，也正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社会。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特别强调，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讲清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面对的时代课题，讲清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政治自觉夯实学术基石，为政治自信提供学术支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一、“现实的历史过程”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史和改变世界的实践奋斗史。19世纪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形态，20世纪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形态，21世纪当然要有也会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17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始终迸发出改变世界的磅礴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工人阶级改变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天才”（虽然恩格斯自谦为“能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揭示，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深刻洞察其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作出“先知”的科学预言，并且推动着历史实践活动的现实发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实现了人类认识和实践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真理并没有穷尽真理，更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真理。这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表述和具体实践措施的发展变化，像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发表42年后再版时郑重地把“出卖自己的劳动”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更科学地说明“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亦体现在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模式所作出的结论和判断上的调整与改变，像关于《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基础性判断，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1852年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也特别说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一些观点和结论的补充调整改变，不仅是思想理论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的自然历史进程的体现，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及其广泛影响让对手也不得不假扮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出现一大批并不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是很不利的。为了避免一些人以马克思主义词句装点门面，到处去贴马克思主义标签，马克思甚至决绝地讲“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并且说马克思和他“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这样的话语表达背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被标签化的高度警觉，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坚守。

（二）马克思主义“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是用经典作家的话语来剪裁不断出现的各种历史事实，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形态和“四海样态”。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确定并具体的现实形态。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就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支持推动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巴黎公社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以及第二国际的建立与斗争等，就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

19世纪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形成的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以迅速发展的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病和由此而来的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革命和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工人运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任务的提出等，构成19世纪的时代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准备了自然科学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也使得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最初形态。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形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现实的历史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包含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话，“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是随后一切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点。没有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也绝不能仅仅止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形态。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一度趋于平缓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当时的世界，作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判断。在这样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很不平衡，帝国主义体系存在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在这样一个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此共产国际发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还特别阐述了这一口号为什么与《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一样的缘由；在这样一个时代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经过“战时共产主义”阶段，更需要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和市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等。这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宏大实践创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形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现实形态：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评价科学中肯并且为历史所证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社会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作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其阶级结构的判断，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胜利后又立足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科学研判，正确处理和应对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现实形态。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性地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制定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指明方向，等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系统深刻回答，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使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更加丰富。

（三）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形态

进入21世纪，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科技的发展更是呈现出几何级数的爆发态势，开始深度重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实践形态。恩格斯曾经明确将科学的发现和进步与人类的思想认识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会相应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相应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世纪以物联网、3D 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不仅推动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要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经济形态转变，而且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此相应，21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都益发错综复杂，相互重构。如何超越零和思维，走出现代性的封闭，在更加多样深入的世界性交往中重塑经济全球化新形态，重塑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社会等关系，重构世界格局、重建人的精神世界等，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

站在21世纪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宏大实践，这既是认识世界的巨大进步，又是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如何在世界历史更加深化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全新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在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中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求解放，等等，回应并解答这些时代之问，让我们建设出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同时，也让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加“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十个明确”，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战略步骤、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新要求、新时代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等十个方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以宏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21世纪中国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再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确立起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思想旗帜，也建构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方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21世纪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直接表现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深刻变化，从本质上讲是“东升西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是大变局最大之“变”、最根本之“变”。其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引发的时代主题阶段性特征的变化，宣示的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历史趋势，不仅标注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也塑造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一）“西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暴露

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各种利益、各种力量相互磨合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底色建构形成的，资本逻辑是基本逻辑，资本力量是统治力量，资本价值是主导价值。20世纪国际间的交往，不管是战争性革命性的交往，譬如50—6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锋与冷战，还是开放性建设性的交往，譬如70—80年代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等，都是在这一格局下进行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产业转移开辟新的市场将国内矛盾国际化，把国内危机转移到国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调适的所谓法宝，加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与出现失误，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端与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问题远大于其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收益已经难以覆盖发展成本。我们以不平等现象为例。当今世界不仅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同一国家内部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大。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的数据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种现象将继续恶化下去，原因是“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总是让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过程中模仿美国总统林肯名言写过一篇文章《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形象地描述了由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导致的99%反对1%的社会制度之殇。其实不论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还是“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从根本上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

打倒资本主义的首先是资本主义自己。20世纪以来，作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不断变换着它的形态，也不断扩张着它的版图。不仅科学技术被资本化，通过对核心科技的垄断来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甚至将本不具有真实价值的要素虚拟资本化来获取劳动创造的真金白银，这并不是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本质上是资本国家基于资本占有对劳动国家的剥削与掠夺，只不过是披上了一层看似文明的面纱。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样是基于对各种资本形态和各种形态资本的垄断而建构起来的剥削与掠夺的秩序。这种模式不仅会引发新兴国家的反对与抵制，也会反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导致虚拟经济泛滥、产业空心化，进而经济循环受阻、社会对立加剧。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情况下屡屡要求“复工”甚至不惜推行“群体免疫”，就在于不能因为按下经济“暂停键”而让资本流动停止。在资本增殖面前，一切价值都是虚无而可以不计的，哪怕是人的生命。但是，人的生命失去，经济并未如愿复苏，事实又一次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而不是其他。

资本逻辑的泛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容纳生产力发挥的空间越来越收窄。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国家尽管采取了不少办法，但“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导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灰犀牛”越来越庞大、“黑天鹅”越来越频繁。危机传导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愈演愈烈，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既有世界秩序与世界格局开始动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所以频频“退群”，英国之所以决绝“脱欧”，就是发现用过去的行为模式拿不到传统的超额利润，难以维持既有的霸权垄断地位。正如列宁所言，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更大、更深刻的变革就会到来，从世界经济版图重构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而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变革。大变局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衰落，宣告“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二）“东升”：社会主义在较量中赢得历史主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失败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西方社会甚至杜撰出所谓“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发展到资本主义达到顶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可实现的最后社会形态。而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被西方社会一些人士想当然和傲慢自负地认为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资本主义”。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的速度大大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体现在物质层面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真实力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从经济总量到科技能力等综合国力均呈现出快速赶超态势；亦体现在文化价值领域的攻守易位，“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越来越有效地确立起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体现在社会民众心理层面的微妙变化，中国人开始平视世界，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自信，西方社会却被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吓住，甚至私底下开始纠结资本主义会不会失败的问题。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导致其衰落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遵循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伟大创造，让社会主义在21世纪充满生机活力，展现出广阔前景。

坚定不移坚持和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用先进政党引领历史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作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坚守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按劳分配原则，自觉过“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通过社会主义的高度发展走向新社会，等等，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基本方略，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活动中，体现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中。

海纳百川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站在现代资本主义“巨人”的肩上前行。资本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效结合，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得益彰，破解了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资本主义社会倚恃资本，中国社会也不拒斥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放手让一切要素活力竞相迸发，又坚持劳动驾驭资本，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鸠占鹊巢、野蛮生长。反过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的，中国社会也有。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公有制主导作用”等治理优势更是让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在历史发展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就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更好地前进。21世纪的世界，“西强东弱”仍然是客观现实，但这一现实正处在剧烈变化中；“西降东升”已然是显著趋势，并且这一趋势正以铁的必然性迎面而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振兴最鲜活的实践、最强烈的信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创造出宝贵的机遇，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振兴进而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更加美好世界演化，历史性地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导向和实践指向。

（三）斗争：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竞争与合作新范式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是邓小平作出的基本判断，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一度进入繁荣发展爆发期，所形成的结构性的发展空间让世界各国暂时能相对和平地在其制度和规则框架内实现“各得其所”的发展，尽管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当然地把中国等新兴国家作为其全球资本主义大棋局上的一个个棋子，恣意推行所谓帝国秩序和普世价值，但并不影响中国可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因而韬光养晦客观地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种自然呈现的状态。进入21世纪，特别是随着第二个十年的到来，这样一种相对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不会甘心其既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式微，且其客观上在经济社会和军事科技领域确实依然保有相当的优势地位，于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又开始登场，采取各种对抗打压手段甚至包括战争来遏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挑起的依然在进行中的贸易战，不断扩大的科技战，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肆意干涉，拉帮结派搞意识形态对抗，纵容挑唆国家间的不信任与冷战情绪，间接乃至直接参与区域争端和局部战争等一系列行为，对抗对立的色彩越来越强烈。

对立对抗的增多、强化和凸显并非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中国坚持作出这一判断固然是对追求和平与发展愿望的坚守，同时也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越来越紧密已不能也不允许断然割裂的经济社会联系的维护，对来自现代军事科技发展所蕴含破坏力的清醒洞察。全面性战争对世界来说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毁灭，即使是丧心病狂之徒也不敢轻易把它作为现实选项。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方面频频挑起事端甚至喧嚣战争，另一方面却要搞所谓“护栏”的矛盾心态所在。因此，和平与发展大背景下的基于竞争与合作的斗争凸显与强化、全方位与多样态，客观地成为21世纪时代主题不可回避的阶段性特征。

不是中国社会不再韬光养晦，当中国等新兴国家走正确的路、做正确的事成为世界大棋局中的棋手的时候，当美国为继续维持并强化霸权地位而把中国当作全面战略性竞争对手的时候，韬光养晦已然不可能，一味地退让只会让霸权、霸道、霸凌变本加厉。更何况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通过斗争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只不过斗争的逻辑并不是指向对抗、制造对立，而是着眼于合作、着眼于和平与发展的逻辑。因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斗争求合作，通过斗争来维护和平与发展，通过斗争来实现和平与发展，客观地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需的选择和应有的姿态。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斗争的形式与内容必然不同于战争和革命时代主题下斗争的形式与内容。虽然从本质上讲，21世纪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模式和前途命运的斗争，但是表现出来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语并不总是以主义和制度为直接指向，而是通过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模式等议题进行。比如，不同国际秩序背后其实就是不同主义制度，但是在现实中维护国际秩序的斗争则体现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所谓“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进行斗争，斗争焦点是掌握对国际秩序的定义权与主导权。又比如，民族和国家发展权问题本质上是主义和道路属性之争，也只有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经济治理斗争中则体现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与霸凌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斗争。再比如，意识形态斗争不再仅仅停留于推销与反制普世价值，进行与防范“颜色革命”等传统形式，已经开始从直接对社会制度的否定转向对历史文化的否定，从对文化价值的否定转向对文化心理乃至审美意识的否定，斗争的领域及内容更为广泛和深层，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深意所在。

面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呈现出来的竞争与合作新特征，“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而是要自觉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方位，积极掌握历史主动，探索“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以强烈的斗争意识、昂扬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丰硕的斗争成果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塑造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确立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三、“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

毛泽东讲，“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创造出了新的理论，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之“新”不仅体现在守正创新，提出新的观点、阐明新的道理，说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更体现在回应“时代的口号”，倾听“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深化对已知规律认识的同时揭示出新的规律、贡献出新的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系统完备、在各个方面都作出重大创造的科学体系，我们仅从社会发展阶段变与不变的科学判断、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功能定位、发扬政党优势引领政治文明发展以及思想理论演进逻辑的实践自觉等四个方面，管中窥豹式领略和感悟其对揭示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一）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历史与逻辑统一

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仅不同社会形态呈现出序贯交替的过程，同一社会形态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存在与呈现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是，从理论逻辑上理解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是容易的，在现实历史进程中作出准确判断并付诸实践并不容易。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过超越发展阶段而冒进的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确立并取得成功，就在于从理论到实践坚持和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方位。按照邓小平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算起至少要一百年，现在看来把这一阶段判定得更长一些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更为灵活的政策空间和更为宽广的战略回旋空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轻言跨越也不能不思跨越，不能因为制度定型和政策稳定化就把中国社会路径锁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追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又凸显出来。如何界定一个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又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已经呈现出新特点的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判断。把新发展阶段作为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厘清了在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中辩证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理论逻辑。

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有着内在连续性的生动的历史运行过程，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不可能泾渭分明，不可想象上一时刻还是初级阶段，下一时刻就变成更高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之间会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相互交叉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包含质的稳定性和量的变动性的双重运动，同时包含新事物与旧状态的此消彼长、转化互动。这一过渡阶段既具有前一阶段的特征、要求、属性，又具有后一阶段的特征、要求、属性。体现在政策安排上，既要坚持前一阶段的路线方针不动摇，又要增添体现新的特征、要求、属性的新内容、新方略，并且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

正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交叉互渗，习近平明确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把初级阶段与更高阶段相衔接、相贯通，为社会历史运行中尚未完全展开但已呈现必然性的趋势开辟道路，使得“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判断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世界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资本逐利的欲望推动资产阶级开启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扭曲乃至遏制了世界历史进程。三百余年来，西方社会刻意把世界历史与民族独立对立起来，把民族发展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并且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乃至妖魔化，使得世界历史进程进入死胡同，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就是西方社会世界历史进程收获的跳蚤。

事实上，民族独立自由与世界历史进程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但取代不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人类社会在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能也不可能断然否定、消解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更何况民族和国家在可预计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然客观存在。世界历史进程不是对世界历史主体的强制同化，世界历史主体不能是世界历史进程链条上一个个面目模糊、可随意替换的标准件，而是鲜活的充分保有各自特点、充分彰显主体性的历史主动者。这样,世界历史进程才会充满活力。

更进一步看，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才是人类社会真正和真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展开。这样的历史进程有明确前提，就是恩格斯指出的：“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因而，民族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尤其在全球资本高度集中起来跨国界流动的背景下，民族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互相往来”“互相依赖”更加紧迫，而这一切必须首先建立在“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乃至复兴的基础上。

真实真正推进世界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通过推动民族振兴与世界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创新。

现实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民族和国家事务，而是体现世界历史进程的世界性事件。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谋划考量，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接呈现出来的是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彻底摆脱19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状况，让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更为深层的、更具本质意义的是社会主义的振兴，是文明的复兴。用鲜活的、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用中华文明既积淀5000余年历史智慧又跨越时空体现现代乃至后现代意蕴的思维、理念、精神、境界来引领和塑造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形态、本质、意义，推动21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以新的路径、新的范式实现新的进步，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完全融为了一体。

（三）政党优势推动政治文明进步的合规律性

对政治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视作政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体现。但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不能止步于仅仅对政治领域的具体权力进行制衡，而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一切政治性的力量进行有效制衡，并使其朝着真正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行。

西方社会所谓三权分立把社会政治领域的力量分割开来，所谓政党制衡让政党之间因相互竞争而分裂，却让一种力量完全超然在外，居高临下，唯我独尊，这就是资本。事实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现代社会同样是一种政治力量，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资本也产生文明，不过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导致的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因而，在尚不具备彻底消灭资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制约资本特别是实际而非空论地制约资本就成为政治文明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要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劳动驾驭资本不仅仅停留于话语表达，就一定要有现实的物质力量，一种强大到足以完全控制资本而不会为资本所驱使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这一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政党力量制约资本力量，来自对政党先进性的高度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政治论断，鲜明宣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论自觉。

政党代表人民、代表劳动者制约资本，不是否定资本在现阶段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是让资本处在社会主义“普照的光”之下而改变它的特点，让资本逻辑服从于劳动逻辑，让利润增殖建立在实现社会生产目的前提下，建构起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关系。这也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要想真正有效制约资本，政党的力量一定要更加强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宣示“两个确立”，强调“两个维护”等，皆是在这一理论逻辑下的自然结论与当然作为。中国共产党运用强大政党力量来制约资本力量，体现的是运用政党优势推进政治文明进步的合规律性，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四）理论本土化的历史文化基因塑造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批判与超越的全新思想创造，但也是来自西方社会的思想谱系，客观体现着西方文明文化的思维与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拿来”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变化了的社会中依然充分彰显其“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品格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管用工具和锐利武器；还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5000多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意志、中国愿望、中国思维等，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变成中国自己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要求，体现了对思想文化演进逻辑的深刻认知与自觉运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机械地嫁接、想当然地“拉郎配”。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也正是相互融通，毛泽东创造性运用“矛盾”“实践”“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概念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战略愿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出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与亲和力，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喜闻乐见、润物无声，并且接续上5000多年的文明根脉而生生不息，真正成为中国社会自己的思想，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

思想理论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决定思想理论体系的风格与气派，甚至塑造和决定着思想理论的本质与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停留于对具体文化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重视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通过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而更进一步发扬光大，现出21世纪新文明光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双向的，不仅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使之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也深刻涵养化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绵延5000多年的文化精神渗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民为邦本”“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与文明支撑，更进一步实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飞跃”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而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四、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践创造

不论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表述还是“改变世界”的强调，都意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伟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必然激发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这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作为21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成果最大并且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既是体现马克思主义“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主动创造，亦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的现实运动。通过对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对经济全球化的维新，对美好世界图景的擘画，实际地塑造着世界发展进程和人类发展方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肯定也在于其开启了现代文明，西方300余年的现代化确实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现实成果。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应该也不能只是西方现代化的独木桥。先发并不是必然和必须，利用既得优势地位制造路径锁定以限制后来者的创新与超越，其行为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加之西方文明固有缺憾与西方现代化发展局限叠加益发凸显出现代化的困境和文明的悖论。如何走出西方现代性困境，展现现代化新的可能性，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在“站起来”之后迅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集全社会之力建设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四个现代化”。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比较，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后来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对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时间没有作出改变，但现代化的标准显著提高。首先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走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到2050年第二步走的目标提升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从“现代化国家”提升为 “现代化强国”，而且现代化的内容也更加全面，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又加上“美丽”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就其实践意蕴来讲的两个本质属性：“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这种不同是制度路径和行为模式的不同，亦是文明形态的差异。

发展权利的公平正义。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在抽象公平正义话语下行实质不公平正义之为，三百余年现代化历程仅仅让不足二十个国家、不到十亿人充分实现现代化，繁荣与衰败、富裕与贫困、自由与胁迫如影相随，所谓的文明进步建立在少数人以大多数人为工具、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基础之上。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把共同富裕作为内在要求，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实现现代化；把共建共享共赢作为基本理念，致力于世界各国都能搭乘中国式现代化的“顺风车”，发展权利的公平正义是第一要义。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程度为衡量现代化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西方文明困境，秉持人类“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属于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经济社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现代和解。

发展道路的协同共进。与西方现代化通过把主体工具化、区域级差化而实现片面现代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不是工业的附庸，农村不是城市的遗境，农民不是工业化的工具。从乡村振兴战略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不同主体、不同区域、不同要素整体协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

发展主体的现实解放。西方现代化以向外部世界的征服开启文明的进程，结果理性驾驭不了欲望，利害遏制不住贪婪，把手段异化为目的，把剥削视为进步，把对物的依赖当作自由，固化在狭隘的资本逻辑下而“心为物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现代化与精神文明现代化相协调，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化旨归，把现代化建立在不断追求并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之上。

“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华5000余年文明滋养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用自身的成功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亦通过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回答着人类文明亘古之问，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一带一路”：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新样态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推手，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反全球化的呼声，不仅发展中国家对既有经济全球化有怨言，发达国家也不尽满意，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因噎废食还是力挽狂澜考验着历史主体的实践智慧，在西方发达国家束手无为甚至开倒车的情形下，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举起捍卫、推动、改善经济全球化的旗帜。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优化的同时，事实上建构起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样态。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客观经济社会现象，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世界，取决于对经济全球化理念的选择与制度的设计。是仅仅把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市场让资本大快朵颐，还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让所有人荣辱与共，不同的目标造就不同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搞零和博弈，让穷国越穷富国越富，实现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还是作为利益共同体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不同的建设原则带来不同的经济全球化后果；是斤斤计较于既有利益格局抱残守缺，还是以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为行动理念走出一条世界发展新路，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各美其美”；是依然沉湎于上一个世纪甚至上两三个世纪的帝国情怀、冷战思维不思进步，还是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光大彰显，不同的价值理念塑造出不同的经济全球化面貌。

作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新样态，“一带一路”之“新”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主体身份平等互动。与西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宗主国—殖民地”和“资本—劳动”模式不同，“一带一路”合作参与者之间经济地位平等，没有资本输出方、市场倾销方、劳动提供方等身份壁垒界限，资金、商品、技术、品牌等经济要素在合作参与者之间自由充分流动。二是主体关系良性共赢。“一带一路”以关联主体本然利益为纽带，不是把合作者锁定在既成产业链条上异化为一个个身不由己的节点，而是让所有合作参与方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保持全面发展能力相平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分享经济全球化合作的红利。三是主体行为清晰透明。“一带一路”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为核心内容，充分尊重沿路沿线国家本然社会状态，不附加意识形态、不推销制度模式，不借经济发展谋求势力范围，而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一体建设。截至2021年，中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宏大的历史实践活动要秉持宏阔的历史视野，与西方经济全球化三百余年历史相比，“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建设刚刚9年多时间，其内涵本质、功能绩效尚未完全展开，从方式节奏到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还需要丰富、发展、完善。即便如此，已经与西方经济全球化形成有效对冲，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再平衡，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有力带动全球经济增长。2020年以来更是给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带来一抹亮色，在世界海运堵塞瘀滞的困境中，源源不断的中欧班列从陆路把世界又连接循环起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和合作的深化，“一带一路”于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必将越来越彰显，从而让世界重新理解经济全球化，重新拥抱经济全球化。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的新世界图景

经济全球化把世界连接为一体，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世界之间的联系必然更加紧密。但是“一体化”的世界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同样考验着历史主体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警惕并实际地反对历史的和现有的各种各样“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否定“共同体”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功能。立足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建构与时代水平相适应、与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真实的共同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基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建构起来的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着对立，但是对立是被“消极地扬弃”，还是被“积极地扬弃”，人类社会完全可以理性选择，并且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同信仰和立场的人都已然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较量仍将是长期的，呈现出来的时代表征更多体现为以各自的相对优势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实现边际递增的发展，比拼的是哪一种主义能更好回答时代之问，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正外部性。

20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图景，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世界格局。美国居于正中心，世界其他国家则以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渐次向外推延，中心国家的利益来自对外围和边缘国家的索取。美国之所以搞“美国优先”“美国例外”的单边主义，就是因为这一格局中的国家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一些国家甚至都不具有现实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尽管其运行模式是以所谓自由贸易形式出现，以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合法”索取，然而实质上是隐身其后的制度性剥削、掠夺、胁迫，新兴国家呼唤全球治理变革也正是“天下苦秦久矣”。如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共同存在的背景下，提出一个能为世界各国共同接受、促进世界各国分享公平正义的发展愿景，建构一个属于世界各国而不是个别大国的真实、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世界的广泛理解、认同与支持，不断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和议案之中并实际地发挥出引领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尚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存在于未来新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而是在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不同主义和制度仍然共同存在的社会环境下努力趋近“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一种国际社会组织交往与运行状态。这一极具现实基础的“真实的共同体”具有四个特点：

整体性。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使得当今世界已经客观地成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国家、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独自封闭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道路设计与制度建构，让所有人荣辱与共，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在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中，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成真。

共同性。人类社会客观存在国家、民族、阶层的分别，存在社会道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共同的东西。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共同的，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平等性。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议题。但是不管以何种立场、方式论证辩护，平等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没有共同的认可、没有共同的参与，就是一纸空文、一句空谈，甚至还会沦为制造更大不平等的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让21世纪的平等具有了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可靠的基础。

“和而不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髓要义之所在，亦是中华文明对21世纪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最可贵的涵养与教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利用优势地位“按照自己的面貌”对不同历史主体的行为进行格式化既是傲慢的自负，也是深深的自卑。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全球治理体制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倡导在发展道路上“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用天下大公的文明光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是人类社会在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现有制度关系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但又最具现实性的发展与治理境界。

结语

科学认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使然，亦是人类社会思想演化与创造规律使然。在正文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再简要作三点阐述。

从历史和时代逻辑看，开始即可涵盖和表征全部。作为历史进程，21世纪刚刚演进20余年，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思想创造和历史实践活动尚在展开中；作为历史逻辑，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已然包含了这个时代的全部特征。宛如一粒种子已经种下，未来的时光只是这粒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自然展开，未来一切春华秋实、参天大树的“质的规定性”都已经包含在这一粒种子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洞察21世纪这一时代的内在矛盾与基本特征，科学揭示这一时代的发展运动规律，明确提出这一时代的基本课题，敏锐把握住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以巨大的思想创造和宏大的实践创造，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创新发展的基本主题、基本原则与基本形态。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中的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从来不停留于仅仅解释世界，而是在顺应并引领历史潮流中改变世界，在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谱写新的篇章。鲜活的实践孕育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引领现实的实践。当今世界最宏大、最现实、最鲜活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中国社会渐次展开并渐入佳境，在这一实践中孕育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其指引下豪迈前行的中国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至”方有“名归”，“作为”确立“地位”，在这样的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造不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别的形态的理论与行为能称得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今西方社会客观存在一些向社会主义趋近的现象和征兆，其本质是旨在缓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完善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行为，不能简单比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史的过程”，更不能天真地视之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中国方案回答的是“世界之问”。中国方案来自中国实践，也指向中国实践，自然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中国方案当然不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操作说明书，中国道路也不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模板。“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中国方案所体现出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运用和创造，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人类社会“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方案以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可能、一种新的图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求解放的奋斗中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使命。